王烈字彥方，太原人也。少師事陳寔，以義行稱。鄉(xiāng)里有盜牛者，主得之，盜請罪曰：“刑戮是甘，乞不使王彥方知也！”烈聞而使人謝之，遺布一端?；騿柶涔剩以唬骸氨I懼吾聞其過，是有恥惡之心。既懷恥惡，必能改善，故以此激之?！焙笥欣细高z劍于路，行道一人見而守之。至暮，老父還，尋得劍，怪而問其姓名。以事告烈，烈使推求，乃先盜牛者也。

——《后漢書·獨行列傳》

解析：王烈遺布，以德化人

東漢時期，王烈作為地方官員，十分重視對百姓的道德教化。其在得知偷牛賊尚有廉恥之心后，還贈與其布匹。他這種以德化人的治理方式使當地百姓無不信服。“諸有爭訟曲直，將質之于烈，或至涂而返，或望廬而還”，意思是說當地百姓凡有爭訟，都請求王烈排難解紛、斷定曲直，由于蒙受王烈平素之德教，有的走到半途就放棄爭執(zhí)，雙方和解而歸；有的遠遠地望見王烈的屋舍，就深感慚愧地彼此相讓返回，不敢使王烈聽到這事。

王烈遺布感化盜牛賊故事中蘊含的德主刑輔、明德慎罰的德治思想，具有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鮮明特色，也是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，體現了中華法系的優(yōu)秀思想和核心理念。

1.古代“德治”思想的內涵

德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。《論語·為政》云：“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?！眴慰空钚谭ㄈヒ龑Ш凸芾恚癖娋蜁辉谝馊绾翁颖芊傻拇驌?，內心對自己違法犯罪的行為不會感到羞恥；如果用禮義道德去引導和管理，民眾對自己違法犯罪的行為會感到羞恥，就能自覺遵守國家律法。秦漢以后，儒法合流，“德治”成為治理國家的最高原則，“法治”成為“德治”的輔助手段。

古代“德治”思想的表現之一，是重視司法的教化作用。而要發(fā)揮司法的教化功能，司法官員的道德素質至關重要。因為法是人制定的，又靠人來實行，即使有了好的法律但沒有德才兼?zhèn)涞姆ü僖彩峭魅弧Ｒ虼斯糯y治者歷來重視以德行主導官員的選任和考核。正人君子必須經過“修身、齊家”的陶冶后，才能進入治國的境界，才有資格對人民進行教化。因此，在司法活動中，官吏常常將國法和人情結合起來，發(fā)揮個人感召力量并通過教育來調解結案，以期實現“無訟”的和諧理想。

“德治”思想的表現之二，是主張以道德教化消除違法犯罪。儒家認為，人之所以違法犯罪，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方面不足。其一是統治者橫征暴斂、大興土木，致使民不聊生，人們不得不鋌而走險；其二是統治者不對人民進行教育，或者人民窮困潦倒，不具備接受教育的起碼條件，不知道違法犯罪是恥辱的事情，自然不會約束自己的行為。因此，要消除違法犯罪現象，統治者必須實行“德治”。

“德治”思想的表現之三，是司法政策中的慎刑恤獄原則。在歷代統治階級看來，刑律雖然不可廢止，但治理國家不能單靠刑律，否則往往會引起社會動亂。歷代很多司法政策就已體現出了慎刑思想，例如漢文帝廢除肉刑以及皇帝死刑復核勾決制、秋審、大赦等慎殺少殺制度，都為中華法系近代化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2.“德治”思想的現代化啟示

中國古代司法注重道德教化，強調寬仁慎刑，透露出中國傳統司法文化濃厚的人文精神，對現代法治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。

首先，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法治建設全程。一方面，良法要以公平、誠信等道德原則為價值目標，將重要領域的道德內容上升為法律。另一方面，在法律實施過程中注重道德的指引作用。成文法有固定的缺陷，有限的法律條文不能囊括現實生活中的所有情形，有時法律具體執(zhí)行時難免會和道德發(fā)生沖突，故需要用道德來指引司法與執(zhí)法，以使案件處理符合人的常情常理。如果不重視道德指引作用，則有可能引發(fā)社會道德滑坡。

其次，要用道德教化手段引導人民遵守法律。法律是成文的道德，道德是內心的法律。大多數社會成員并不是因為懼怕法律制裁而守法，而是基于內心良知和道德標準?？梢哉f，具有較高道德水平的社會成員其守法是自覺自愿的。就此而言，德治能夠為法治提供良好的社會環(huán)境，減小法律實施的阻力。此外，德治能夠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，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減少、化解社會矛盾糾紛。

3.建設德才兼?zhèn)涞母咚刭|司法隊伍

法律實施的效果與司法人員的道德素質關系密切。有道德高尚的執(zhí)法、司法人員，執(zhí)法質量才有可能得到保證，否則就有可能損害法律的尊嚴和權威，影響法律實施的效果。提升司法人員的思想道德水平，有利于防止司法腐敗，更好地實現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、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。為此，司法人員需要不斷強化道德素質的培養(yǎng)，提高個人思想境界與道德水準，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，樹立宗旨意識，公正、公平地行使職權。

（文章節(jié)選自崔亞東主編的《法治文明溯源：中華法系經典案例解析》，商務印書館出版）